近代中日两国君主立宪主义的成败事实，对我们具有发人深省的启迪意义，既然连日本明治君主立宪的成功都需要有一定的产业发展作为经济条件，更遑论一般的宪政的实现了。
但预备立宪之谓，本义颇具深意，实在值得玩味。良性违宪论虽然也强调对良性违宪事件的有条件的限制，但基本上是侧重于通过确认良性这样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率直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所引起的对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冲击现象辩护。
易言之，也就是在一些例外的场合下，采取了不同于宪法某个条款举措，然而这又不影响到该条款在其他场合下的效力。宪法仅仅具有法律效力还不足以成为成活的宪法。这里存在一个宪法规范的内面问题，即宪法规范的内在素质、内在机能的问题。以至时至今日，强调国民性改造的论调，仍然不绝于其实，类似这种问题，既可以视为政治参加能力的问题，又可以纳入文化论的范畴。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规范宪法学 规范宪法 宪法规范 。
K·罗文斯登没有具体地展开论述这些条件，在他零散的表述中，他似乎也比较重视政治因素。如在魏玛宪法下，总结行使国家紧急权，其间，国民的基本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就一时得以停止。作者简介：陈玉山，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
以施密特为代表的事实论认为宪法序言包含着主权者的根本政治决断，它们构成了宪法的根本法的重要内容。法学上的观点与结论固然重要，然而法学的魅力在于它永远是一门以理性论辩的方式增进智识的的学科。肖蔚云教授认为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82年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同时亦是该部宪法的核心内容，它们是我国近代历史基本经验的总结，是经过实践经验的真理，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确切含义是中国共产党拥有治理国家的权力。
但同时，国家机关在实现国家根本任务（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亦频繁地出现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形。但是，战前的法学根本不讨论这一差异，魏玛国民议会的大多数法学家只说出了一些君主主义国家法的语汇。
宪法与权力（包括与实际上的权力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必须直面的重点问题，陈文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本身是值得赞赏的。现行宪法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写入宪法。23不管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从实然的权力事实推导出应然规范的立场，还是为了建立所谓的真实性的宪法理论的目的，陈端洪都已经走得太远了。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又承担者以积极作为的方式贯彻与落实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义务。
另一方面，他认为虽然有些宪法学家认识到宪法序言的重要性，将宪法序言视为宪法的精神，但是却没有说明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是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只是从形式上论证它们是需要贯彻执行的规定。它是约束公权力的根本法之一。依照宪法还是具有比较民主或比较专制的性质，它就在宪法序言中作为人民的意志而出现，或者作为蒙上帝之恩而就任的一个统治者的意志而出现。特别是宪法序言，最集中地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的根本意志，是宪法的灵魂，同宪法条文一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即便是如此理解，如果与第四根本法相比，也很难说社会主义具有第二根本法的地位。由于宪法总纲的各个条款均是对根本任务的具体化，因此，可将国家根本任务视为我国宪法规范体系内抽象层次最高的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条款。
由此可见，在我国宪法的框架内，国家机关在宪法价值的实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1年12月3日，李鹏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是党的主张的制度化、法律化。
而解释政治现实的合法性或者说必然性的时候又用其来佐证宪法文本。30自此，我们可以认定，宪法序言的根本性规定就是国家根本任务条款。3、关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决断。现为扬州大学法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15 也有学者从功能论的角度论证宪法序言涉及到根本法。我国建国后制定的四部宪法均一以贯之地显现了这种倾向。
传统宪法学认为，宪法主要由人权规范与统治机构规范两大部分构成。典型的序言就是对上帝的祈祷以及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公共福利应被保护的宣告。
14我国官方关于宪法序言的表述与以上学者的观点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条款集中在宪法总纲之中，而它们的一般性（抽象性）表达形式就是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表述的国家根本任务。
2、该文将宪法的根本性规定与宪法序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如陈所言：中国宪法内涵哪些根本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条可靠的捷径就是解读宪法序言。17 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他认为，所谓人民（宪法声称它来源于人民）首先只有通过宪法的确认，他们才能够成为法律上的存在。28 第二根本法：社会主义。16从以上各学者的见解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所确认的国家根本任务乃是我国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其中不仅有四项基本原则的完整表述，也有国家发展目标的明确规定。其次，陈文认为以这种复合结构为根基，才能形成内部融贯且真实的宪法理论。
4 关于该论题，政治宪法学的始作俑者卡尔·施密特与凯尔森的观点截然相反。以这种方式证成基本权利的根本法特性恰恰说明在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不具有宪法的核心价值地位。
然而，作为实在宪法有机组成部分的宪法序言是否重要，虽说可以从比较法中窥视其端倪，但更为要紧的是，只有对本国宪法序言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才能够确定性地把握其中是否包含着整部宪法的根本性规定，以及这种规定在宪法的规范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下关于宪法序言是否包含宪法之根本性规定的讨论，与国际宪法学界的相关学说之间也存在着颇为有趣的对应关系。从规范主义的角度看，与国家根本任务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目标相比，陈文所提到前三大根本法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而言，因而，在根本法地位上应位于国家根本任务之下。
二是社会主义是主权者的政治决断。但如果说陈老师的方向，应该是中国宪法学未来的方向（翟小波博士如是说），那恐怕有些盲目乐观了。
但是这不意味着权力的事实可以直接决定着规范的内涵与效力。陈文特别之处在于：首先，中国的国家主权的归属者具有复合结构。9 [日]阿部照哉等编著：《宪法》（上册），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17陈文之所以成为本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因为：1、该文的研究兴趣点正是笔者所力图解答的问题，即宪法包括哪些‘根本法？如何排序？为什么？。
所以这只是在政治意义上，而不是在法学意义上，人民才是宪法的来源。而政治宪法学则认为宪法序言中由政治权力的事实构成的政治决断具有根本性，其见解与立宪主义的精神相冲突。
3、该文探讨的主题并不新颖，但是其在研究方法上有可能是典型反映了政治宪法学研究范式的一篇文章。另外，孙中山把国家权力区分为政权与治权，政权即相当于主权。
5 [德]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0页。施密特虽然认为宪法序言极为重要，但是不认为它包含了所有的宪法的根本性规定，他将当时魏玛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归结为五项根本政治决断：1、关于民主制的决断。
